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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海峡法学论坛----民生与法制: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比较研究”会议综述

信息来源:本网 发布时间:2012-06-11 09:02:00 作者: 福建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陈荣文

201081819日,“2010海峡法学论坛----民生与法制: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在福州市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法学会担任学术顾问,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福建省文化经济交流中心、福建省涉台法律研究中心、厦门大学法学院、福建省法学会、福建省律师协会、福建江厦学院法学系、福建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福州大学法学院、中国文化大学法学院、台湾华冈法学基金会、香港律师会、澳门经济法律学会、华侨大学法学院、集美大学政法学院等机构共同主办,由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协办,中国经济导报社提供媒体支持。来自内地、香港、台湾、澳门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论文120余篇。会议围绕主题“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比较研究”,就社会法基础理论、劳动法基础理论、劳动合同法的理论与实践、劳动者的权利保护、劳动法制的比较与借鉴、《社会保险法》立法中的问题、以及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等诸多方面作了多层面、多角度的探讨。会议还因应两岸签订ECFA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专题研讨了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及其法制保障问题。现将其中主要观点概要如下:

 

    一、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基础理论研究

北京大学法学院叶静漪教授以宏观叙事的方式展示了中国社会法学的研究现况与发展趋势,认为随着国家政策重心的转换,社会法学已经成为中国法学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基地、中国法学新型分支学科的主要生长点、中国法学各分支学科交流融通的重要平台,在“十一五”期间,社会法学在廓清学科范围、壮大研究队伍、提高学科地位、拓展学术交流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社会法学学科体系初步确立,但也存在回应性强、重宏大主题轻微观视角、重紧跟现实轻理论挖掘、研究方法单一等等系列问题。社会法学的进一步发展应该解决这些问题并进一步完善研究体系,重点研究社会法一般理论、劳动法、社会保障法、国际劳动法与人权保障等方面的一引起重点难点问题。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王全兴教授以系统论为分析方法研究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进化之路,将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大系统架构于政府干预、单个劳动关系、集体劳动关系、社会责任运动、NGO和社会公众对主控企业、被控企业的监督与压力机制等子系统之上。认为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与所处经济、政治、社会状况密切不可分割,根基在于对企业本质和生产要素的理解。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进化,路径在于对各子系统的分别完善与合成,完备相关立法,并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台湾地区铭传大学法律学院刘士豪教授比较研究了两岸劳动合同法与民法的关系,认为,在公法、私法与社会法三元化法律结构的现行趋势下,台湾地区对劳动合同与民法的关系采用了水平切割模式,而大陆地区则采用了垂直切割模式。认为基于劳务给付这一最大共性,劳动合同无需从合同法领域独立出来,劳动合同法可作为合同法的特别法来处理,从而维系法的统一性。

吉林财经大学法学院李光宇教授认为,当前我国劳动争议诉讼适用民事诉讼程序产生了一些列问题,如审判机构组成不符合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三方原则”;时限制度不尽合理,仲裁时效期间过短不足以保护劳动者利益;举证责任倒置适用范围过窄;对一些问题如增加诉求、提起反诉等的处理与诉讼法基本原则相矛盾;仲裁前置程序导致国家司法资源浪费等。完善我国劳动争议诉讼制度应该成立专门的劳动法庭、缩短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期限、完善举证责任分配、调整仲裁与诉讼关系,建立或裁或审诉讼模式。

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王新红教授认为,劳动法的贯彻实施具有多方面的社会价值,也会一定程定上增加企业成本、减弱投资吸引力,在一定区域、一定时期内对经济增长与就业有负面影响,从而成为一些企业与一些地方政府抵触执行劳动法的动因。破解之道在于拓宽思路,建立起政府与社会、国内与国外、企业与个人、法律与政策相互协调的劳动法实施机制。

福州大学法学院陈胜博士认为,应借鉴日本“雇佣二重构造”经验对我国雇佣劳动方式进行划分,并加大对“非正式用工”的规范力度,扩大劳动合同法中“用人单位”的范围,使其涵盖家庭用工、个人用工等情形,并完善非正式用工的雇佣保险等保障制度。

 

二、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研究

会议讨论了劳动合同法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台湾地区中国文化大学法学院邱骏彦教授认为竞业禁止特约对劳工的不利益影响比解雇更严重,并在比较法的视野下对判定竞业禁止特约有效性的法理作了追究。认为保守商业秘密应为劳动合同项下的一般附随义务,大陆地区《劳动合同法》第23条第1项的规定容易产生争议,即未在劳动合同中特别约定保密事项的,劳动者是否还负有保密义务?同法第23条第2项规定用人单位“可以”约定“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但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却是“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可以”与“应当”之间,权利失衡。同法第24条第1项的规定本有限制负担保密义务的人员范围的立法意旨,但经由第23条第1项的规定,这一规定形同虚设。台湾地区对竞业禁止条款的判定,原来由司法判决形成四要素标准,后该标准被纳入《劳动基准法修订草案》第18条之三。对竞业禁止条款效力的判定应充分考虑雇佣环境及与之相适应的劳资双方心理契约的变化,在雇佣不再长期化的环境下,增进劳动能力与资源、获取转场机会已经取代长期雇佣保障成为员工新的心理期待,劳动者受雇期间所获得之技能、资迅与知识等是否还可以作为竞业禁止所保护的商业秘密范畴,不无疑问。

台湾华冈法学基金会董事蔡文彬律师认为,竞业禁止制度的合理性在于对“维护企业商业秘密与竞争力”与“保护劳工职业自由与人力资源最优化配置”之间的平衡,两岸竞业禁止制度应取长补短,竞业禁止的客体应不以商业秘密为限,但用人单位须有依竞业禁止特约保护之利益存在;竞业禁止的限制对象,以其职务可获悉用人单位营业秘密为限;竞业禁止的期限,应以“营业秘密本身在竞争市场之时效性”为限;竞业禁止的限制区域,应以用人单位营业领域与范围为限。尚未开拓的市场,或将来可能发展的区域,基于自由竞争的原则,不应该受到任何限制;竞业禁止限制的职业活动范围,应根据竞业是利用一般知识还是特殊知识来判别;给予员工的合理补偿,其数额应作强制性规定,以离职前平均薪资20%-50%为宜。

台湾政治大学法律学系黄程贯教授对台湾地区最低服务年限约款的法律规范问题作了探讨,认为,台湾地区司法实践中一般均承认最低服务年限约款的法律效力,只是在操作上通过缩短年限与酌减违约金的方式来保证该条款的合理性。但这一路径并非治本之策。对最低服务年限约款,首要的是判断其法律效力,标准有二,一是必要性判断,即确保其值得保护之利益之必要;二是合理性判断,通过对训练期间、训练成本、补偿措施、劳动力替代之可能等因素综合判断。台湾地区“劳动基准法修正草案”第18条之二对最低服务年限条款作了规定,订定该条款应是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劳动所具备专业技术与知识,为雇主完成一定之工作所必要者;雇主有为劳工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并提供该项培训费用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陶文忠副教授认为,在劳动派遣中,劳动者参加的工会组织,其性质应为权利导向型;劳动者组织权的实现,首先需要正确确定其载体即用人单位。简单地划定派遣机构为用人单位,确认其劳动法上的雇主地位,并不一定能达到保护受派遣劳动者权益的目的,因为,劳动条件的确定和劳动过程的管理主要是,或者完全是由用工单位实施的,因此,派遣机构不宜一般性地作为法律上的用人单位,也不宜人作为受派遣劳动者行使组织权的载体以及谈判权的主体,否则将使得实际负有劳动者管理权和集体协商谈判义务的用工单位逃避了法律责任,造成对劳动者组织权和谈判权的侵害。落实派遣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组织权和集体协商谈判权应该把握以下一些原则:受派遣劳动者组织权的实现形式原则上应尊重其自主选择权,而不应由派遣机构或用工单位指定;派遣劳动者的存在意味着打破了劳动力市场的统一性,建立在劳动力市场统一规则基础上的工会组织制度设计面临着劳动力市场分层的现实,雇员分层是未来中国集体协商谈判结构变化的必然要求。以便于集体协商谈判为主要标准的劳动者群体划分,则应当以利益共同体为原则确定劳动者群体边界,形成有效的集体协商谈判载体。对雇主身份的确定,应以实际控制原则与契约主体原则共同进行。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秦国荣教授认为,劳动合同中止属于社会生活中的常见现象,需要有法律规范进行调整,以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并实现民法与劳动法的对接。劳动合同中止制度设计应该包括各种适用情形以及在该等情形下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设定等各个方面,以解决因各种原因暂时不能履行劳动合同,但同时双方又不愿或不能解除劳动合同而出现的相关问题。

    厦门今朝律师事务所吕今朝律师认为,应该重构我国劳动合同期限制度,将劳动合同期限的分类标准由主观化标准即当事人约定改为客观化标准,根据工作的性质与特点来界定。与此同时,将不定期劳动合同作为劳动合同期限制度的基本制度并通过法律的强制性给予保障。

 

三、劳动者权利保护法律制度研究

湖南商学院法学院程波教授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考察节日文化的历史演进后认为,认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其实就是去认识它如何使用时间,近现代意义上调整劳动法律关系的劳动法律部门正是在劳动时间商品化之后,在钟点时间的规约下形成的。通过节假日而产生的劳动者休假权问题,是一个特定的、有着“文化媒介、符号和理解力”的人类法律行为,符合“事物之规律性”,这种“事物之规律性”的法律文化解释就是劳动者休假权的法理基础。

台湾政治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林佳和认为,部分工时劳动因应社会个人化发展与个人“时间主权”观念的兴起已经成为一种应用日渐广泛的雇佣形态,是一种介于企业灵活运用“外部弹性”与“内部弹性”之间的一种形式,应当放在非典型劳动理论脉络中去观察。对部分工时劳动关系的成立应作实质控制,即作为劳动给付的标的在性质上与部分工时人力供给相符合,或者符合法律的特别规定。部分工时劳动者的权利保护,在平等对待原则下当然适用相关劳动法律,但也应考虑其特殊性而作不同处理,比例原则是其中一条思路但不是全部。

福建农林大学法律系胡玉浪副教授认为,部分工时劳动者有权获得加班费,加班工资是对其丧失自由支配时间的补偿,而不是对加重身体与精神负担所做的补偿,同时具有对雇主要求劳工于法内正常工时加班的行为进行限制的功能。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沈同仙副教授认为,我国企业重组中劳动合同继承立法过于刚性,劳资双方缺乏选择权;事实劳动关系与集体劳动关系的继承规定付诸阙如;企业重组法律责任分配不明,前后不一;需要完善。

福建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陈荣文副研究员认为,在企业重组情形对原劳动合同的处理,一要充分保障职工的知情权与选择权;二要规定集体合同根据继受原则;三应规定新旧用人单位对原劳动合同项下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四要规范新旧用人单位的预告解约权。

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刘金祥教授比较两岸劳动法制后认为,大陆地区劳动法制多类结合、多级并存,可考虑先统一标准限度后由各地因地制宜制定具有标准;有必要对工资优先受偿权作出更为明确具体的规定。

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法律系副教授薛长礼博士认为,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制度的法律定位应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基础,以非自愿结束劳动关系为核心,以就业安全为目的,以补充社会保障为伦理。经济补偿所承担的是双重补偿,一是雇主原因给雇员就业安全带来影响而生产财产利益、精神利益损失的补偿;二是对社会保障不足而产生的保障补偿。归根结底,经济补偿是一种企业社会责任法制化的表现和结果。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熊晖副教授认为,劳动合同期满终止时的经济补偿金规定,基于将经济补偿金作为劳动关系的一种调节手段,是《劳动合同法》的创新,但其成效值得怀疑;对合意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现行法律区分倡议人而赋予其不同法律后果,可值商榷。此时劳动者已经能够真实、自由地表达其意思,故法律只须将经济补偿作为强制性的磋商内容即可,而无需替代劳动者作出判断。经济补偿的功能主要体现为舒缓失业困顿、解雇保护、肯认过往贡献,并因此而有宏观上的功用,即保护劳动者利益、维系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这种制度功能与失业保险的制度功能基本重合,二者择一即可,且社会保险制度具有履行保障上的优势,故经济补偿制度可以取消。

西南政法学院民商法学院赵万一教授、厦门大学法学院王兰博士认为,当前农民工进城受到多个层面的歧视性待遇。首先是制度性层面上受城乡壁垒和户籍歧视;其次是政策性层面上由于地方性“资方倾斜”导向而处于劳资关系中的不利地位;再次,保护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等权利的立法缺漏也使农民工被排挤到法律救济的边缘。有鉴于此,要想农民工实现体面劳动,分享社会发展改革成果,应该做到:贯彻落实现有的劳动法律规章制度,打造农民工体面劳动的工作环境;确实做到身份平等,落实农民工平等的主体身份地位,建立以合法公民身份为唯一标识的农民工输出身份确认机制,强制施行企业对于转移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在全国范围之内这种社会保障账户的无限制自由流通;启蒙并强化农民工的平等权利意识,夯实农民工体面劳动的认识基础;增强农民工职业工作能力,使农民工体面劳动得到依托;建立多元化劳资纠纷解决机制,使体面劳动纠纷获得有效化解。

福建江夏学院法学系林娟老师认为,消除我国就业歧视,应该建立统一的反就业歧视法律制度,由专门机构负责执行反就业歧视法,确定就业歧视认定标准,赋予劳动者相应诉权并被告举证责任倒置。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李满奎老师认为,我国现行的职业病诊断鉴定制度中存在着申请难、举证难、鉴定难、缺乏外在的纠错机制、一些新型职业病难以得到认定等问题。现行《职业病目录》结构封闭、内容简单、缺乏“职业病推定效力”。应从《职业病目录》的功能出发,对我国现行《职业病目录》的内容、结构进行充实和完善,并赋予其职业病推定效力,将医学诊断与工伤认定相分离。

 

四、劳动法制的比较与借鉴

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部副部长谢良敏介绍了大陆地区劳动法律制度的设计理论及其特色,一是侧重保护劳动者,具有较强的社会法特色,期望达成劳资双方地位的实质平等;二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基础;三是以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畅通的劳资沟通渠道为目标:四是引导性与强制性并重。但也存在执行力不足、立法滞后经济发展、科学性系统性不够等缺陷有待改进。

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黄程贯教授对台湾地区最新的劳动立法情况作了介绍,一是工会法的修改使得工会组织形态更加开放,组织与加入工会更为自由,人员资格更具开放性;二是引进了不当劳动行为制度的;三是在团体协约法中增加了企业的团体协商义务,无正当理由不可拒绝;四是在劳资争议处理法中增强了调解人、仲裁人的专业程度要求,且单人可替代原专业委员会;赋予仲裁裁决准司法效力;设争议行为违章,列举争议行为使其明晰化。五是在个别劳动方面即劳动契约方面,修改了劳动基准法中的劳动契约章,修改内容有四,一是加入劳动派遣;二是规定定期契约制度,降低用工障碍(台湾地区原以不定期契约为原则);三是在企业并购时对劳动契约的处理,原来将劳动契约的移转视为两个独立的契约,现视为一个契约的连续;四是特别契约条款的处理,如最低服务年限、竞业禁止。

香港律师会内地法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徐奇鹏律师介绍了香港地区新近最低工资条例草案的立法情况,对其中主要条款、“工资”界定、“工时”认定、豁免规定、用人单位劳动合同变更要约效力等作了详细解读,尤其是一些有别于内地的法律制度,如指纹打卡因涉及员工个人信息保护被质疑、不回复用工单位变更劳动合同要约而继续工作不等于默示同意等。

澳门经济法律学会理事长何金明博士较全面地介绍、评述了澳门劳动诉讼法制度,包括劳动审判权、法院管辖权、劳动诉讼的代理、审理程序、劳动轻微违反诉讼程序、执行程序、上诉等,认为澳门劳动诉讼过程中调解程序与机制过多,应该简化以减少诉讼成本;因劳动关系引致的债权债务经常产生民法上与劳动法上的请求权竞合,应妥为解决民事诉讼与劳动诉讼的冲突;另外,针对请求重置劳动法律关系的诉求,澳门实体法与程序法均缺乏明确规范,应予以完善。

澳门大学法学院高级讲师刘耀强博士介绍了澳门维护与保障外地雇员权利的制度,认为,虽然外地雇员与本地雇员的权利在理论上是平等的,享有包括工作时间限制及休息权、获得报酬权、超时工作及轮班工作的报酬与补偿权、假期、缺勤及产假权、隐私权、职业安全与卫生权、合同终止时取得合理赔偿权等权利,甚至享有一些特别的权利,如合适住宿权、返回原居地权、报酬支持保障权、逗留失败后由检察院代为维护利益权等。但认为基于配套措施的缺乏,这些法条上的权利并未能落到实处。

台湾地区中国文化大学劳工关系系谢棋楠教授比较了台湾地区团体协约制度与大陆地区集体合同制度,认为,在台湾地区,团体协约之属性仍属于民事契约法,而在大陆地区,集体合同属于劳动法系,归属于社会法系,从而对待契约自由的态度及公权力的界入程度有所区别。台湾地区“工会法”的修改将使得工会组织向着自由化与多元化方向发展,从而对团体协约劳工一方的协商代表性带来疑虑,应建议相应的解决机制;台湾地区“劳资争议处理法”的修正引进了缔约前之强制诚信协商义务与不当劳动行为之裁决制度,值得大陆地区集体合同制度借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黎建飞教授对海峡两岸解雇保护的理论基础、立法形式、保护方式、法定解雇事由、解雇权行使与限制、解雇预告期限、资遣费或补偿金、非法解雇的效力、责任与补救等方面作了比较分析,优劣互见,并认为台湾地区对于因劳动者过错而解雇设立除斥期限这一制度值得大陆地区借鉴。

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叶再兴博士通过对内地《劳动合同法》与澳门《劳动关系法》进行比较后认为,内地《劳动合同法》大多数条文都具有强行规定之性格,不容当事人以特约排除,不完全符合劳动合同法应以私法为体、公法为用的格局,有待再次修改还其应有之性质;澳门《劳动关系法》仅以提供公平之规则,后由劳资当事人自治为目标,定位正确,但立法技术尚有大量改善空间。

西北政法大学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谢德成教授认为,两岸经济性裁员制度具有较多共性,但宏观上看,大陆地区从《劳动法》到《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变化,体现的是资本的整合与发展的利好,对劳动者的利益保护稍显不利;台湾地区大量解雇制度具有“解雇条件和程序法定,劳资协商自治、政府监控”的特色,民主协商自治能充分发挥劳资双方的能动性,并及时化解矛盾;司法审查机制的引入,强化了实体公平和程序公正;政府预警通报制度完善了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调控。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福州分所方维忠律师认为,大陆地区劳动法应借鉴台湾地区劳资争议处理法中的一些合理做法,对劳动争议区分争议类型,如权利事项争议与调整事项争议,设计不同的救济模式;将集体争议纳入劳动纠纷处理范围;增加对不当劳动行为的裁决机制;构建劳动仲裁与诉讼之间良性衔接机制。

 

五、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

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法室副主任张世诚介绍了《社会保险法》制订中的热点问题。一是养老保险是范围是否延伸至事业单位与公务员?养老保险费的筹集模式、结构、费率、年限、补正等;二是医疗保险中的异地看病报销与即时结算问题;三是工伤保险中限缩保险金支付免责事由的范围;四是失业保险的价值取向;五是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机构、征缴手段以及经办机构与监督机构。

西南大学法学院张新民教授认为,我国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立法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以传统保障机制为依托;将从农村逐渐转移出来的人员全部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但推进速度应与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相一致;低水平、广覆盖,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步提高保障水平,使农村社会保障的水平与统筹层次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城乡社会保障建立基础具有较大的差异,因而城乡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需求也不尽相同,故社会保障应该城乡统筹,分别适用。

台湾地区中国文化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谢荣堂博士认为,社会保险的保护目的不仅在于确保人民最低生活条件,亦应维持被保险人在发生特别事故前之生活水准。台湾地区全民健康保险的特色在于其柔性与人情味。台湾地区即将出台的长期照护保险应在法制与组织两方面进行整合,避免政出多门。职业灾害保险应遵循社会保护原则与社会保险取代私人损害赔偿原则,籍由多数人力量来互助分担意外伤害风险。社会保险制度的成功离不开独立自主的财务运作、合理有效的保险费运用。

吉林大学法学院冯彦君教授认为,日本非全日制用工养老保险制度是公认的典范。日本《短时间劳动者法》与《年金修改法》共同构成了日本非全日制用工养老保险的双层结构。这种由政府推行的强制义务保险制度,是由国民基础年金和受薪劳动者年金组成的双层关联结构保险制度,也是由定额部分加报酬比例部分构成的双层次养老金支付制度,这种制度吸引一大部分劳动力进入职场,解决了劳动力不足问题,缓解了高龄化社会政府对养老金的支付压力。我国现行制度下非全日制劳动者只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不能加入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且保险费完全由劳动者个人承担,这种单一的制度结构模式使养老保险金的支付金额处于极低水平,不符合权利义务对待原则,既不能有效保障非全日制劳动者的晚年生活,也不利于促进灵活就业。在为解决这个问题,未来立法中应明确承认非全日制用工劳动者建立的双重或多重劳动关系的合法性,且每人用人单位均负有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义务,对个人账户并账处理。养老保险费的征收应采取征收社会保险税的方式,统一计发标准。

山东工商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岳宗福副教授认为,失业保险的重心由“保劳工”向“保工作”转移,突出就业导向已经是潮流所趋,台湾地区2002年《就业保险法》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宗旨,但大陆地区《失业保险条例》在这方面的表现相对失色;台湾地区立法在失业保险的覆盖面、筹资模式、给付结构、受益人资格认定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可资借鉴。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张艳副教授认为,我国弱势群体医疗救助存在范围过窄、标准过低;资金来源缺乏持续性和稳定性;救助资金使用率偏低;责任主体不明,救助时间滞后等众多问题,解决该问题可考虑施行差异化的医疗救助模式,各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地制宜选择适用的模式。同时,有效整合资源,促进医疗救助体系地科学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谢增毅副研究员认为,我国应该利用制定《社会保险法》的有利时机,明确处理工伤保险与第三人侵权赔偿二者关系的基本原则,其内容应该包括:工伤劳动者不能获得双重赔偿,但法律不应限制受害劳动者向第三方提起诉讼。应该赋予工伤保险机构代位权,该代位权的行使应该和对第三人的侵权诉讼程序相互衔接,尽量通过同一个程序解决,如工伤保险机构和受害人作为共同原告或者一方作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共同参加诉讼。侵权赔偿的数额应该本着有利于受害人的原则在受害人和工伤保险机构进行合理的分配。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胡大武博士认为,家政工人工伤保险权益保护应该采用法律强制模式。家政工人工资是否达到一定标准是判断其是否具有“经济上的依赖性”即“从属性”的重要标准,对于判断其是否应当享有社会保险权利具有重要意义。而以家政工人工作时间是否达到一定标准来判断其是否应该获得工伤保险待遇最具有合理性。正在制定中的《社会保险法》应该将家政工人纳入工伤保险体系中。

 

六、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及其法制保障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徐平回顾与展望了福建省的涉台立法,提出福建省涉台立法中的“台”既是地域概念,也是属人概念,福建涉台立法创造了诸多全国之“最”。福建省涉台立法在促进台胞投资、维护台胞权益、便利台胞出入、简化台胞办事手续、促进闽台文化交流、农业合作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好成果。福建省涉台立法除应继续健全与完善促进与保护台胞投资的制度之外,还需要因应新形势的需要,加强对特定区域,包括台商投资区、台湾农民创业园、林业合作实验区、平潭综合实验区等的立法,为两岸交流合作的先行先试提供法律保障。另外,随着两岸交流层面的深入,立法内容也需要由经贸向文化领域与社会领域延伸与发展。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李非教授认为两岸的合作发展应该推动经济上的正和博弈,避免军事上的负和博弈,暂停政治上的零和博弈。认为两岸经济合作的趋势是台湾产业调整引发投资大陆浪潮,合作领域向由生产到服务,合作对象由中小企业主导到大企业主导,合作形式由来料加工到台湾企业本地化,合作地区从南向北,由东向西。提出两岸的两岸经贸合作交流以“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为原则,灵活诠释一个中国原则的含义;认为ECFA是超WTO的降低门槛,ECFA没有签订的,海西也可以做;闽台合作方式要从硬引资到软引资到建立产业链转变。

    台湾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明辉认为,ECFA的限制条件带来海西先试先行之机会,海西的发展要用足先行先试政策,尚未列入ECFA早收清单的部分正是海西独享的机会。平潭在两岸合作中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但也存在诸如人口的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基础设施积弱、交通条件较差、腹地面积不足、产业体系不完善等缺陷。虽然尽享政策扶持,但平潭的发展还需要时间。以“共同规划、共同开发、共同管理、共同经营、共同受益”为原则来规划与发展平潭,首先要落实“先试先行、共建共管”的政策,建构对台最具开放度的“自由港湾”;其次要推动台湾参与设计、规划与开发。第三,成立平潭发展委员会并广纳两岸人才参与,扩大建言层面并落实执行。第四,加速京台高速铁路与公路兴建,俟两岸和平协议签署完成后,使其能与台湾接轨。第五,长乐机场首先开放台湾同胞持台湾身分证自由进出,作为先试先行的突破机场。第六,实施与台湾区域一体化的政策,允许台湾金融业设点承揽人民币与台币存放款业务,并允许台币可以在平潭综合实验区自由使用,进而扩大开放台湾车籍与车辆自由进出平潭岛,并赋予平潭自由港之功能,减免关税等优惠政策。第七,优先考虑台湾选举模式作为两岸政治共建共管的试点平台。第八,中央资金与政策确保如期到位。

    台湾竞争力论坛海西经贸组召集人、世新大学副教授王琦桦对ECFA认为,两岸金融合作可以海西为试点,建立跨境贸易结算、联合征信信息分享平台,以俾为台资企业评级,解决其融资问题;建立海西两岸产业升级中心,设立两岸产业基金及股权柜台交易市场。

北京大学法学院叶静漪教授认为,台湾居民在大陆就业,虽然在诸如用人条件、就业条件、就业手续、社会保障、执业资格要求等政策层面有了较大的改进,但现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中存在的系列问题,如证出多门,重复考核;认证目标错位;认证标准脱离实际需要;认证手段重知识轻能力等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台胞在大陆就业政策的实施。解决路径应当是进一步完善国家执业资格证书制度并援引CEPA模式,逐步放宽台胞执业资格考试条件。

福建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杨德明研究员认为,在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问题上,可在闽台间先行先试,包括建立知识产权执法协调处理机制、知识产权保护信息交流机制、知识产权司法协作机制,并借鉴《粤港知识产权合作协议》模式签订闽台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

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颜梅林老师认为,ECFA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可以借鉴WTOCAFTANAFTA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共通性经验和各别有效措施,将依据ECFA成立的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作为负责争端解决的常设性机构;设置分散性争端解决机制,包括一般性争端解决机制、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反倾销与反补贴争端解决机制等。